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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与火的千年激情(文/潘少平)
发布时间:2021/11/30 阅览次数:16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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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琴溪镇的新元村,在那历经千年烧结的龙窑遗址前(古宣州窑址),捡几块残缺的陶瓷碎片,附在掌心,摩挲,端详,你能感受到它那出于泥中、成于火上的千年泥痕火迹。对着那残缺陶瓷底部的印记,你能感受到那千年前的热量喷吐。而此刻,陶瓷无语,它把所有的荣誉和骄傲都镌刻在陶瓷上了。人也无语,在一种顿悟和通透中,对于人生的穷达成败,都随着时光和眼前这千年遗迹走向永恒。

  “宣州窑”一词首见于清人蓝浦所著《景德镇陶录》一书中。但此书对于宣州窑起源的记载存在着证据无力的缺憾。更兼历代历史文献中鲜见对宣州窑的记载,所以至今对于宣州窑的命名、创烧年代都无法断定。

  清人蓝浦在《景德镇陶录》中认为“宣州窑,元明烧造,出宣州。土填,质颇薄,色白。”如据此说认定,自元朝 (1271—1368) 算起,宣州窑不及千年。而民国时期黄矞在《瓷史》一书中把宣州窑的烧造时间上推至南唐(937—975)。黄矞认为“宣州瓷窑,为南唐所烧造,以为供奉之物者。南唐后主尤好珍玩。”这里,黄矞把宣州窑的烧造时间向前推进了近三百年。如从黄矞之说,宣州窑的存在确有千年之久。现今江南一带(含泾县琴溪镇)有出土文物及陶瓷残片佐证了黄矞的这一年代断定。因此,黄矞的《瓷史》一书是古陶瓷考古界的极具权威性的参照资料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省古陶瓷专家在琴溪镇实地调查后认为“泾县琴溪窑是宣州窑的早期窑口。”依据这一论断,再参照黄矞之说,南唐时期,泾县琴溪就有烧造陶瓷的窑口存在了。虽然是“早期窑口”,但这个“早期窑口”作为“宣州窑”的发源之地,是有一定的依据的。

  古时,人们常以州治地名来命名某一具有代表性的产业,故而“宣州窑”之名应运而生。以州治地名来命名某一产业,那是要形成一定的规模的,而琴溪烧造陶瓷的盛时竟有九十九条窑口之多,可谓规模空前。“宣州窑”之名,名副其实。以州治命名窑场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。故而古陶瓷考古界有一“命名法则推论”,即:凡以州治命名的窑场,不会晚于宋。因此,蓝浦在《景德镇陶录》中认为“宣州窑,元明烧造,出宣州。”其说有误,有待商榷。黄矞在《瓷史》中认为“宣州瓷窑,为南唐所烧造”,其说有据,令人信服。

  陶器作为民众日常生产、生活的用具,随着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发展,日渐淘汰,已是不争的事实了。商业性的诱惑和时势性的逼迫,更使陶器的烧造日渐式微。但陶瓷的烧造,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、传承、开发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在琴溪镇的新元村,琴溪古陶瓷的第四代传人王玉林带领笔者参观了他的“琴溪古龙窑玉井工作室”。其工作室内陈列的陶瓷品种有茶具、餐具、酒具、文具类,也有日常家用的罐譚类。那些圆圆胖胖、稚稚拙拙的碗盏,那些玲珑剔透、轻盈细致的套盘。这些既是现代的产物,却又悠扬着一种古风情韵,似乎和世人进行遥远的对话。那些提壶的造型独出心裁,不依旧样,精致美妙。见之,使人顿生“清闲供茗事”茶经第一泉的遐想。那些罐譚的样式:直口、丰肩、鼓腹、平底,极尽“肩丰而溜折,腹圆而下收”的美妙。罐譚的釉色有土黄、駿黑之分,但土黄有暖意,黔黑泛玉色。一古朴,一庄重,一坚强,一希望。一如王玉林那温厚平和外表和含蓄深沉的内心——这是泥与火千年激情的延续的新生。

琴溪的龙窑      摄影/老渠

  在与王玉林交谈中,笔者深感他对陶器制作过程中的盘泥堆塑、打片拉坯等技术处理的精准把握,对陶器饰面的雕刻、压印、跳刀、拉纹等新颖技法的独到感悟,为求得“窑变”而探索人为因素对火力、火候的细致掌控,均极有心得,已具大家风范。而王玉林告诉余,这一切,是他在经历了艰难苦闷、中途甚至产生放弃这一念头的痛苦磨砺中走过来的。笔者难免世俗,询其经济效益。王玉林答曰,薄利微利,有些产品甚至无利。余究其原因,王玉林风轻云淡地信口说道:说来也简单,就是为了琴溪古龙窑有一个展示、推介、宣传、传承的场地嘛?!余闻言,不禁肃然起敬。的确,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在职业道德形象不断矮化的时下,能秉持这种心态的人毕竟不多了。

  因与县诗词学会采风团一行要赶往下一处的预定地点,时间仓促,只得辞行。走出王玉林的工作室,心中也似乎汹涌着这泥与火的千年激情,脚步异样地快捷轻盈起来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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